【正文】
　　一、引言
　　中介语(interlanguage)是外语学习，二语习得理论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Larry Selinker于1969年在其论文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中首先使用这一词来指代在某个时间点上学习者所构建的内部语言系统和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所构建的显示其进步而又相互联系的系统连续体。（Ellis,1994:350）他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者的语言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内在语言系统，而不单单是语言错误。这个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本族语和目的语的中间状态，它既不是习得者的直接翻译，又与目的语很不一致。然而第二语言习得者目的语使用中的这些中介语不是任意的，是遵循一定的规则而形成系统，这一系统是不断发展的，逐渐向目的语接近的。
　　中介语在任何阶段都呈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内部一致性，外语学习者在运用中介语的过程中，不是从所储存的中介语规则中随意挑选，而是有所预测。他的语言运用计划是建立在现有的规律系统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于运用母语规则系统。虽然不同的学习者其中介语的发展有很大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中介语在任何发展阶段都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换言之，在中介语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的学习者所采取的手段基本相同。（殷泽生，2002(1)）
　　中介语和母语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具有可变性的，可变性是中介语具有的一个
　　渗透性的特征。学习者在使用目标语的某个结构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犯错有时候又不会发生错误；语言习得过程中某一发展阶段的区分并不意味学习者在这一阶段只一贯的使用某个形式或模式，事实上他们倾向于使用一组模式中的某个形式。（Ellis,1994:119）许多研究中介语的专家常提到他们的受试者在二语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断的发展和相伴的变体” 特征。
　　二、中介语的可变性 
　　在中介语研究的诸多发展模式中，可变性理论可谓独树一帜。它认为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具有可变性，学习者拥有一套异质的语言规则系统，而且中介语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互交叉，在每一个阶段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包含不同的语言规则，这些规则导致学习者语言运用的变化。
　　持可变性观点的二语习得研究者中以拉波夫（Labov）和泰荣（Tarone）较为突出。拉波夫在早期的研究中着力于中介语的可变性，并且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两点分外重要的建树：语体和变换规则。并且列举了五条与语体研究相关的准则。（Ellis,1994:122）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介语进行的研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语言习得过程中中介语会由母语权重的变异逐步向第二语言权重的变异过渡，最终蜕变为第二语言。(朱艳红等，2006（2）)泰荣继承了拉波夫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语体变换概念，指出与本族语者一样，二语学习者同样拥有一套从“细心语体，”（careful style)到“随意语体”(vernacular style)的语体连续体。语体变换的心理机制是语言输出时的注意程度，这种关注程度折射了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风格。对注意要求越少的语体越稳定，反之则越具有可变性，在连续休中，随意语体(如日常交谈)对注意要求最低，细心语体(如语法性判断)要求最高。（阮周林，2001（5））
　　可变语言能力模式抛弃了二语习得研究中乔姆斯基（Chomsky）关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输出(即语言运用)的可变性解释，把语言输出变化的根源归因于语言能力（capability）的变化。按泰荣的理解，能力泛指构成二语学习者所有语言行为基础的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成和感知、读写、语法性判断中均有显现。它由语体连续体组成，从“细心语体” 到“随意语体”。因此， 能力是异质，与同质语言能力有着根本的区别。语言能力连续体范式不仅解释了语言知识是如何习得的更重要的是指明了学习者中介语的变化怎样发生。
　　三、中介语的系统性
　　中介语变化可分为系统变化和非系统变化即自由变化。对自由变化的存在与否和研究价值在语言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因此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描述系统变化的表现形式，分析其产生的外部因素等。系统变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异形式，可根据环境等因索对其运用情况进行预测的中介语变化。（Ellis，1985)
　　一些看似无系统的语言行为通过探究与环境有关的内部制约因素呈现系统性。系统变化包括语言任务引发的变化(task-induced variation)和形式功能变化(fort-function variation)，两种变化均由环境因素所致。(EIlis,1994:138) 语言任务、形式功能与环境的关系可解释为:一个特定的语言任务创造了语言运用的具体环境，环境又影响学习者选择运用语言的形式，而选择特定语言形式以实现具体功能的过程则又受各种环境的影响。（阮周林，2001（5））中介语变化还可以用形式功能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该方法旨在揭示在不同的中介语发展阶段某一具体的形式所实现的不同功能。中介语可变性反映了形式功能之间不一致的对应关系，因为学习者经常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实现同一功能。学习者的语言变化往往是无序的，但经过形式功能分析则能发现某些内在规律，揭示看似无系统的语言运用背后的语言系统。
　　情景环境对中介语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语言学观点解释，如学习者对不同的对话者及话题的敏感性均影响其语言输出。拉波夫曾经对“ing”的发音做过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方言中，由于说话人的性别和阶级地位的不同，“ing”常常被说成[in]。虽然，二语学习者像本族语者一样受这些情景因素的影响，利用自己的二语语言资源作出的言语行为，有时接近于目标语，有时则不然，呈现出多变的特点。但从总体上说，拉波夫的研究还是表明了语体变换具有系统性的可以预测的特征。（Ellis,1994:123）泰荣(1983)从中介语语体连续体的角度对情景环境对中介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从“细心语体”到“随意语体”的中介语语体连续体中，细心语体反映了学习者在要求审慎地运用语言的正式情景下的语言输出，随意语体出现在自然语言运用的非正式情景之中。每一种语体均有各自的语言形式，学习者根据不同的情景要求进行语体变换。
　　语言学家认为过渡语的变数超过其他任何自然语言。学习者可能同时或在不同的语言运用任务中使用表明语言学习不同发展阶段的语法结构。然而，尽管存在所有那些“自由变数”，大量研究证据还是表明，过渡语具有系统性，或者说过渡语是受规则支配的。Anderson和Hyltenstam (McLaughlin，1987)也透过学习者“过渡语”变数表面的混乱局面发现，来自不同第一语言背景的调查对象，显示出二语习得过程的系统性。过渡语与其他语言一样，语法规则具有遵循语言的普遍法则、内在一致性的特征。即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使用的非标准化语言不是个别的、独立的、任意的，而是系统的、受内在规则支配的。
　　四、结语
　　正如艾力斯在其书（1994）中说到，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没有定论，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和说服力，但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欠缺，又不完整。对中介语中“系统性”和“可变性”这一看似矛盾的特性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过宽泛。研究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方面试图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以期待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OUP，1994
　　[2]Mclaughlin,B.1987.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3]Tarone,E.1983. On the variability of 
interlanguage systems. Applied Linguistics4: 143-63.
　　[4]周平,张吉生. 论二语习得中过渡语的普遍性和系统性[J].外语与外学,2004(3)
　　[5]朱艳红等. 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J].辽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教育教学研究,                    2006(2)
　　[6]殷泽生. 中介语与外语教学[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斟学版), 2002(1)
　　[7]阮周林. 中介语可变性研究综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5)